教育领域的非国家行为体

报告分析了各国教育体系中的非国家行为体，包括信仰团体、非政府组织、基金会或创收经营实体开办的学校，以及所有在教育领域提供相关服务的机构。这类学校多数未经注册登记，然而许多国家允许它们在缺乏监管的情况下运作。 

报告首先对关于教育领域的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一些谬论进行了辨析。

10个谬论

01 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可以明确区分开？

对教育领域非国家行为体的讨论通常涉及二元分类∶公立和私立学校。在实践中，情况更加复杂，区别也远没有那么明显。非国家行为体具有高度的异质性。它们出于与思想、价值观、信仰和兴趣有关的各种原因而涉足教育领域。其中许多行为体与政府达成了正式或非正式的组织安排，包括承包和公私伙伴关系，因此模糊了区分的界限。

02 私有化程度是众所周知的？

对非国家行为体作用趋势的描述往往依赖私立学校入学人数占总入学人数的比例。各国如何解释公立学校教师在课余时间给学生上课以补充收入的现象呢？一个将教科书、评估或数据管理、甚至餐饮和交通都外包出去的教育系统有多大公共性呢？

03 教育领域的私有化应归咎于私营部门？

大多数私立学校都是独资学校。它们的出现是为了回应父母对公立学校质量因遭受忽视而下降这一真正担忧。当质量明显下降时，富人家庭和一部分贫穷家庭离开了公共教育系统，由此削弱了对公共教育系统的支持，并导致其资金不足。政治领导人中的精英主义增强了他们对不平等的容忍度，减少了对保护公共教育和受益于公共教育的弱势群体的承诺。

04 公共教育是完全公平的？

家庭往往因隐形收费、可避免的自付费用和用来弥补公立学校未提供服务的额外支出而承担着高额的教育费用。虽然人们常常批判那些向民办教育机构敞开的大门加剧了不平等现象，但许多公共教育系统却并未能防止社会分层和隔离。

05 家长择校依据的都是有关质量的可靠信息？

非公立学校支持者的一个基本假设就是：父母作为消费者可以获得最好的学校的信息。在实践中，关于学校影响力的数据对大多数国家而言过于复杂，并且难以管理和传达。家长们往往忽视这些信息，出于其他原因择校：宗教信仰、便利性和学生的人口特征。

06 竞争促使学校改进？

责任感和良性竞争激励着一些人不断改进。在经济领域，企业为了生存而竞争，因为盈利是它们存在的原因。但目前还不清楚这种动力在教育中是如何发挥作用的。更糟糕的是，竞争可能会导致非公立学校迎合家长的愿望，与良好的教学实践背道而驰。

07 私立学校更好？

比较公立和私立学校考试通过率是媒体报道和家长阅读的学校排行榜所依赖的常见证据。在实践中，学生的录取情况各不相同，经济条件较好、受过良好教育、有很高抱负的父母更有可能选择私立学校。而私立学校则可以对学生进行筛选，以最大限度地增加取得顶尖成绩的可能性。当这些因素得到控制时，公立和私立学校之间的差距通常会被大幅缩小或消除。

08 私营部门是解决辍学问题的一个办法？

有超过3.5亿的中小学学生在私立学校就读，如果这些学生转到公共教育系统，危机将不可避免。然而，私立学校在城市地区正在蓬勃发展，那里的入学水平已经接近普及。但私立学校在农村地区基本上不存在。而在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最富有的20%家庭的孩子上私立学校的可能性是最贫穷的20%家庭的同龄人的10倍。

09 私营部门是解决教育资金缺口的一个办法？

人们往往对私营部门在资助教育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以帮助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4寄予厚望。到目前为止，没有证据表明私营部门愿意或能够这样做。但私营部门也可以做出其他贡献，例如通过税收，特别是在国内收入动员率低、逃税和避税机会多的低收入和中低收入国家。私营部门可以根据国家规定，在技能发展和托儿服务方面发挥出更大的主导作用。

10 法规可以解决所有民办教育的问题？

对民办教育活动应该进行监管，这已成为共识。但法规并无法解决在全系统内促进公平和质量的问题。很少有政府监测较富裕的家庭向私立学校的转移是否会令教育系统产生隔离，或家庭教育支出如何加剧不平等现象。许多政府允许选择性的学校招生。很少有政府对私人辅导进行监管，在伙伴关系的幌子下，私人辅导在很大程度上仍未得到界定。更少有政府拥有资源来有效地实施和执行法规。
 

报告指出，由于私立学校收费高昂且各国监管不力，不平等和排斥现象正在加剧。

相关数据：
只有27%的国家明令禁止中小学校盈利，而创收行为与让全民享有12年义务教育的愿景背道而驰。

最不发达国家家庭花费大量收入用于子女教育。在低收入和中低收入国家，家庭负担了教育总支出的39%，而在高收入国家，这一比例为16%。

低收入国家的公共教育还有着相当大的隐性成本。

例如，对15个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的分析表明，校服和学习用品几乎占家庭教育支出的五分之二。

这导致这些国家8%的家庭需要借贷以支付孩子上学的费用。

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祖莱指出，各国政府必须为公立和非公立学校制定最低标准，以确保最弱势的学生享有接受优质教育的平等机会。她说，“我们迫切需要公平的筹资机制。那些处境艰难的人们不应承受如此负担。”